“那先把东西放回酒店，”艾酌然说，“然后随便走走吧。”
韩淳点了下头，没有多说话。车子来了，两人坐进后座。回酒店的路上，艾酌然靠着车窗看窗外掠过的街景，老城区的房子不高，外墙刷着暖色调的漆，一楼开着杂货店和面馆，门口晒着棉被。那些平常的、琐碎的、不属于任何商业谈判的日常画面在他眼前依次滑过。
他伸手取手机的时候碰到了韩淳的指尖，碰到的触感让他想起昨天晚上韩淳站在门口开门的那个瞬间，头发半干、毛衣领口微敞、皮肤因为刚洗完澡还泛着一层湿润的薄红，那个画面在他脑海里停留的时间比他以为的要长。
回到酒店放好东西，两人沿着酒店门口那条种着法桐的街慢慢走。没有导航，没有目的地，只是往前走着，偶尔拐进一条窄一点的巷子再拐出来。上海的冬天比北京潮湿，空气里带着一种细密的、贴肤的凉意，不像北京的干冷那样直接，更像一层看不见的薄纱蒙在皮肤上，不疼但一直在。
两人并肩走了大约四十分钟。中途韩淳在一家很小的旧书店门口停了下来，侧头看了一眼橱窗里摆着的一套旧版物理竞赛题集。他没有进去，只是看了几秒然后继续走。艾酌然跟在他旁边，余光注意到他目光停留的那几秒里。
“没想到这个版本还在。”艾酌然说。
“对，”韩淳把目光收回来，“高二那年在江城旧书摊上淘到过一本，封底都卷了边了，后来——也不知道放哪儿了。”
他的语气轻描淡写，但“后来”后面跟着的那段空白里藏着的东西两个人都清楚。后来就是高考、破产、改志愿、永远没来得及戳破关系，那本旧书大概随着搬家、还债、辗转不同的出租屋一起消失在了时间缝隙里。艾酌然没有追问，韩淳也没有继续往下说。两人并肩走过那家旧书店门口，冬日午后的阳光斜斜地落在地面上，把两人的影子拉得等长。
走了大约十分钟，韩淳侧过头说了一句：“前面有一家老店，听说开了三十年了，他们家排骨年糕做得不错。”
艾酌然没意见，然后他想起什么似的，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，“吃了饭回去，时间还早，”他说，“你晚上有安排吗？”
韩淳愣了一下，好像没预想过这个问题。“没有，”他说，“怎么了？”
“没事。”艾酌然把手机收起来。
那家老店藏在一条窄巷里，门口挂着褪色的布帘，掀开进去里面灯光暖黄，摆了七八张木桌。老板是位头发花白的阿姨。
二人入座，韩淳把菜单递给他：“你看看想吃什么。”
艾酌然接过菜单翻了两页，点了排骨年糕和一碗酒酿圆子。韩淳又加了两道小菜和一壶黄酒。等菜的间隙，暖黄的灯光落在桌面上，桌上的搪瓷杯沿有一道细小的磕痕，被光照得微微反光。老板把黄酒端上来的时候韩淳倒了两杯后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动作迟疑了片刻。
“你的胃应该不能喝酒。”韩淳说。
“偶尔可以喝一点。”艾酌然主动端起韩淳面前的杯子抿了一口，温热的酒液滑过喉咙，带着一种甜润的暖意，没有白酒的辛辣感。他又喝了一口，杯沿搁在桌面上发出轻轻的声响。
菜上齐了，排骨年糕果然做得不错，外壳酥脆内里软糯，酱汁裹得均匀。两人都没有刻意制造话题，但那种安静的共处里有一种越来越浓的、几乎能触摸到的亲密感在缓慢地堆积，像房间里的暖气片一直在低功率地运行着，温度在不知不觉中升到了让人面颊发烫的程度。
黄酒喝了半壶的时候，艾酌然的脸侧已经泛起了薄红。他端杯子的动作比平时慢了半拍，放下的时候杯底在桌面上停了一下才落定。韩淳注意到了，只是把手边的温水往他的方向推了一寸。
“以前住的地方楼下有一家差不多的店，”韩淳忽然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像是被黄酒的暖意催出来的随性，“在南方读大学那几年，学校后门也有个类似的摊子，做得没有这家好，但老板人挺好，总多给几块年糕。有时候考完试压力大，就一个人去坐一会儿。”
艾酌然握着杯子听他说。这是韩淳第一次主动提起那几年的事，不是被追问到的“我等赵立明的事处理完再告诉你”，是他自己说出来的，在暖黄的灯光和半壶温黄酒的催化下，像一片薄冰化开之后露出的水面。
“你后来没再换过地方？”艾酌然问。
“换过，”韩淳低头夹了一筷菜，“毕业之后换了城市，换了工作，搬了好几次。但那种巷子里的小店到处都有，每次搬到一个新地方，先在周围找一家顺眼的。没有固定的店，但那个习惯一直留着。”
他说得很平常，但艾酌然听懂了，一个在债务压力里辗转了多年的人，每到一个新的城市都要先找一个能坐下来的地方，不一定是家，但至少是一个能暂时停住脚的位置。那几年里他在很多张不同的桌子前独自坐过，就着一盘排骨年糕或者一碗面条，把一天的压力咽下去又爬起来。
艾酌然没有接话，他把杯沿放下来，指尖搭在杯壁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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